回农村老家的次数搬起指母也不到十次，知道公公的事很少。只记得公公是个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说话温和、一撮眉、细眼睛、蒜头鼻，脑壳秃顶的高老头。
今年回老家时，公公的外孙万能和外孙女五姐说了好多公公的事。
万能说，公公是幺房，幺房出老辈。那些头发花白的太婆大爷也称年少的公公是爷。解放前，公公在重庆摆擂台，民间称他为擂台大爷。说他头顶上能跑马，锭子上能立人，说话掷地有声。想在公公地盘办个事立个脚的人，都要请人给公公拿言语、摆酒席。有钱人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公公去扎个墙子、摆个架子、争个面子。街上争地盘抢生意断不了的事，都要请公公到茶馆嗑瓜子、抽水烟、喝盖碗茶，理顺事情由来，判个公道。街坊邻里十里八乡，偷鸡摸狗欺男霸女的事一被公公知道，做事人就得第二天天不亮提着裤子背起铺盖卷跑。只要公公的锭子出手，要你活三天就活不过四天。你要不求饶，就只有等死。你要求饶认错，公公就会在你身上点一下，给些解药，又让你活得好好的。连袍哥人家、衙门大人也胃公公三分。
由此，金堂湾的锭子出了名，盖过几十里外的半个城。金堂湾方圆几十里父老乡亲，有了公公的锭子护着，生活也算过得平静，没有波澜壮阔。
公公每天一大早起床，就要抱着门前天井里垛洗脸盆的石墩子绕金堂湾转一圈。然后把石墩子放回原处，垛上洗脸盆才开始洗脸。一年四季洗冷水脸，冬季用冷水毛巾把脸搓得绯红。
那年，公公刚从重庆回家。晚上，听到远处传来迎亲的唢呐声，抬着大花轿点着火把的队伍来到金堂湾后山的松林坡停下来。公公才知道，他二哥去世后留下的二嫂要嫁人了。公公对迎亲队伍派来的人说：“二嫂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连我也不知道，响遍也不打一声，就要把我家的人抬走，问问我的锭子。”公公又说：“别说是出嫁敲锣打鼓天亮走正门，即便是按家规再嫁悄悄咪咪天黑走后门，我家的陪嫁品也要满满当当十八框，陪嫁品没准备好，谁敢让二嫂跨出金堂湾一步，谁的脑壳就得放在金堂湾的朝门口。”迎亲队伍听后拔腿就跑。从此，再没有人提及二公婆的婚嫁，直到解放后二公婆才走出了家门。二公婆为此足足守了十年寡，公公也为二公婆足足准备了十年满满当当十八框嫁妆。
发生了这件事后，公公就再也没有去重庆摆擂台，守着家，做起了贩盐的生意。那时盐巴是专卖，被官府衙门掌控，贩盐是被杀头的勾当，仅次于走鸦片。公公聚集了几个拜把兄弟，萝蔸里藏着大刀砍刀，走小路，走夜路，走山路。在城里把自己装扮成戏子，装扮成商贾，装扮成才子哥儿。出入酒门红楼，出入官府衙门。从自贡把盐贩回老家，卖给方圆几十里盐巴紧缺的人家。公公在重庆超码头时，上上下下人缘很好，贩盐的事早已打通官府。就连自贡盐帮也知道公公是重庆的擂台大爷，怕他的锭子。从不敢正面过问公公与他们争饭碗的事。暗地里报告官府，想借助官府打压公公，官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不追究，弄得盐帮莫奈何。时间久了，只好把公公纳进他们的队伍里，成为他们的一个分支。
那年，爸爸考进县中学，公公卖了几十担谷子，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把爸爸盘出来。结果，爸爸抱着学费钱，在县城打了三天三夜“六红”，把钱输光了才后怕。县城里的亲属急忙把这事告诉了公公，公公又积攒起学费钱拿给亲属们，叫他们借给爸爸，要爸爸打张条子，今后好讨他要。公公这次没打人。婆婆说：“公公怕打人收不住手，废了爸爸。”爸爸有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去打牌，更不敢回家，一门心思读书，毕业时得了第三名，才消了公公窝在心头三年的闷气。爸爸中学毕业，工作由他随便挑。公公叫爸爸到盐务局，那里衙门的门槛高吃得开，好多人削尖脑壳也想往里钻。公公的想法是：“一个走官府、一个走民间，一个走白道、一个走黑道，不管世道怎样变都不怕没有盐吃。”爸爸离开老家的那天清晨，公公对爸爸说：“我靠锭子吃饭是提着脑壳耍，吃不长久。你靠算盘珠子笔杆子吃饭，比我有出息。”这是公公唯一的一次说出认输的话。一年后，爸爸回家把钱还给亲属们。亲属们高矮不收，实在无奈，才把真相告诉了爸爸。爸爸二话没说，把钱放在亲属家就走了，亲属又把钱转给了公公。公公摆起这件事很是自豪，好像这辈子就作对了这件事。
解放了，爸爸妈妈忙得很，都进了“革大”。只好把大哥带回农村交给公公婆婆。公公就像管爸爸一样，大哥四岁就叫他读私塾。五岁时，公公用萝蔸把大哥挑进城还给爸爸妈妈，他已经能背诵三字经了，比同龄人认识好多字。后来，才有了大哥14岁参加工作的好运气。
公公的家规很严，我们孙字辈的每个都清楚记得挨过公公打，而且印象很深。我们一旦做错事、打烂碗、背错三字经，算盘珠子刨不圆、完不成私塾老师的歪歪作业，公公就会从供祖先的香坛上拿起戒尺，叫你伸出小手；或是趴在凳子上，自觉脱去裤子。公公手中的戒尺在眼前一晃，就吓得打抖，没等戒尺举起来，早已哇哇哇哇地哭起来。等哭完后，喘过气来抬起头，公公早已不见了。公公对孙字辈的从不用手打人，只用戒尺，怕掌握不了轻重，把小孙子打出毛病来。万能说：“小时候用左手握筷子。公公说今后出门和别人面对面吃饭就会筷子打架，在江湖上，要挨锤。”从此，他学会了左右开弓。有公公时就用右手握筷子吃饭，没公公时就用左手握筷子吃饭。公公教训我们孙字辈，吃饭握筷子的食指不能伸起指着对方，这是在外超码头的犯忌。筷子只能夹碗里自己身边的菜，不能在碗里到处夹，那样别人会认为没有教养。
解放后，公公被划为中农，但威望仍然高，弟兄仍然多。大伙食团时，金堂湾成了劳教队的地方。全县够资格的劳教人员都放在了金堂湾。国家供给劳教人员每天三三二的口粮，比起农村缺衣少食的社员来，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连金堂湾给人民公社喂的几十口大肥猪也是吃国家供给的碎米细糠，比无锅无粮的社员还吃得好吃得饱。当大家都断了烟火，金堂湾屋顶上仍然炊烟袅袅。一是给猪煮食，二是给劳教人员煮饭，三是克扣劳教人员的口粮背地里烙些烧饼。街上的干部隔三差五在天黑静后就会悄悄来金堂湾走一趟，吃饱了，再摸黑背上几个烧饼回家。
解放前，公公把最小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在街上开茶馆，开当铺，置有几百亩地的土老财填房。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成了地主婆。男人死了，小孃带着几个娃儿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为此，公公托人把小孃挪到了亲属当队长的黄桷桥。那时，小孃白天出工挨批斗，夜晚哄着没吃饱的几个娃儿睡。每天碗里装着的稀饭能照出人影来。稀饭上下两个头、两张嘴，嘴巴同时靠近碗边喝稀饭，喝几口就不见了争食的那张嘴。每当月黑风高风雨交加之夜，小孃就一人深更半夜出门，从三十里外的黄桷桥赶到金堂湾，背上公公准备好的大烧饼就走，赶在黎明前回到黄桷桥。天亮时，仍然捞起锄头挑起粪桶走在社员的前头去出工。第二天晚上，鸡叫三更，小孃才将烧饼分给孩子们。叫孩子们摸黑躲在蚊帐的旮旯犄角赶快吃。就这样，在公公暗地里的帮助下，小孃的几个娃儿才没有被饿死。万能说：“金堂湾的人都知道这事，但没有人去告发。要是没有嘎公的周旋，他的几个外孙子早就见阎王去了。”五姐说：“金堂湾放劳教队、喂大肥猪的事是嘎公到县里托熟人找县长争来的。金堂湾没饿死人是刮了猪的油，粘了劳教人员的福。”
五姐是公公最大的外孙女，小孃把她放在嘎公家，好有口饭吃。公公对孙女辈管教更严，不仅学家规、学礼仪、学家务，还要带弟弟妹妹。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在她背上在她手上长大的。那年，五姐闹着要上学，偷偷丢下几个弟弟妹妹没人管，被公公用绳子捆起，狠狠地打了一顿。至今，五姐仍记忆犹新。说起这件事，五姐就恨公公。不然，五姐一定是婆婆说的文化人。
我14岁那年，把自己关在屋里，用了一星期的时间，给公公画了一张能挂在墙上的炭精画。公公迷糊的眼、一撮眉、蒜头鼻、秃顶头，至今记忆犹新。把画带回老家，公公看后，庄重地挂在了金堂湾的堂屋正墙上。这是公公对我的褒奖，让我很高兴。
爸爸的头发很好，我是秃顶，老家的人说是隔代传，种公公。为此，我很自豪。我要有公公的本事，金堂湾头顶能跑马的人就会多一个。
二零一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