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回农村老家的次数搬起指母也不到十次，知道公公的事很少。只记得公公是个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说话温和、一撮眉、细眼睛、蒜头鼻，脑壳秃顶的高老头。
今年回老家时，公公的外孙万能和外孙女五姐说了好多公公的事。
万能说，公公是幺房，幺房出老辈。那些头发花白的太婆大爷也称年少的公公是爷。解放前，公公在重庆摆擂台，民间称他为擂台大爷。说他头顶上能跑马，锭子上能立人，说话掷地有声。想在公公地盘办个事立个脚的人，都要请人给公公拿言语、摆酒席。有钱人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公公去扎个墙子、摆个架子、争个面子。街上争地盘抢生意断不了的事，都要请公公到茶馆嗑瓜子、抽水烟、喝盖碗茶，理顺事情由来，判个公道。街坊邻里十里八乡，偷鸡摸狗欺男霸女的事一被公公知道，做事人就得第二天天不亮提着裤子背起铺盖卷跑。只要公公的锭子出手，要你活三天就活不过四天。你要不求饶，就只有等死。你要求饶认错，公公就会在你身上点一下，给些解药，又让你活得好好的。连袍哥人家、衙门大人也胃公公三分。
由此，金堂湾的锭子出了名，盖过几十里外的半个城。金堂湾方圆几十里父老乡亲，有了公公的锭子护着，生活也算过得平静，没有波澜壮阔。
公公每天一大早起床，就要抱着门前天井里垛洗脸盆的石墩子绕金堂湾转一圈。然后把石墩子放回原处，垛上洗脸盆才开始洗脸。一年四季洗冷水脸，冬季用冷水毛巾把脸搓得绯红。
那年，公公刚从重庆回家。晚上，听到远处传来迎亲的唢呐声，抬着大花轿点着火把的队伍来到金堂湾后山的松林坡停下来。公公才知道，他二哥去世后留下的二嫂要嫁人了。公公对迎亲队伍派来的人说：“二嫂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连我也不知道，响遍也不打一声，就要把我家的人抬走，问问我的锭子。”公公又说：“别说是出嫁敲锣打鼓天亮走正门，即便是按家规再嫁悄悄咪咪天黑走后门，我家的陪嫁品也要满满当当十八框，陪嫁品没准备好，谁敢让二嫂跨出金堂湾一步，谁的脑壳就得放在金堂湾的朝门口。”迎亲队伍听后拔腿就跑。从此，再没有人提及二公婆的婚嫁，直到解放后二公婆才走出了家门。二公婆为此足足守了十年寡，公公也为二公婆足足准备了十年满满当当十八框嫁妆。
发生了这件事后，公公就再也没有去重庆摆擂台，守着家，做起了贩盐的生意。那时盐巴是专卖，被官府衙门掌控，贩盐是被杀头的勾当，仅次于走鸦片。公公聚集了几个拜把兄弟，萝蔸里藏着大刀砍刀，走小路，走夜路，走山路。在城里把自己装扮成戏子，装扮成商贾，装扮成才子哥儿。出入酒门红楼，出入官府衙门。从自贡把盐贩回老家，卖给方圆几十里盐巴紧缺的人家。公公在重庆超码头时，上上下下人缘很好，贩盐的事早已打通官府。就连自贡盐帮也知道公公是重庆的擂台大爷，怕他的锭子。从不敢正面过问公公与他们争饭碗的事。暗地里报告官府，想借助官府打压公公，官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不追究，弄得盐帮莫奈何。时间久了，只好把公公纳进他们的队伍里，成为他们的一个分支。
那年，爸爸考进县中学，公公卖了几十担谷子，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把爸爸盘出来。结果，爸爸抱着学费钱，在县城打了三天三夜“六红”，把钱输光了才后怕。县城里的亲属急忙把这事告诉了公公，公公又积攒起学费钱拿给亲属们，叫他们借给爸爸，要爸爸打张条子，今后好讨他要。公公这次没打人。婆婆说：“公公怕打人收不住手，废了爸爸。”爸爸有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去打牌，更不敢回家，一门心思读书，毕业时得了第三名，才消了公公窝在心头三年的闷气。爸爸中学毕业，工作由他随便挑。公公叫爸爸到盐务局，那里衙门的门槛高吃得开，好多人削尖脑壳也想往里钻。公公的想法是：“一个走官府、一个走民间，一个走白道、一个走黑道，不管世道怎样变都不怕没有盐吃。”爸爸离开老家的那天清晨，公公对爸爸说：“我靠锭子吃饭是提着脑壳耍，吃不长久。你靠算盘珠子笔杆子吃饭，比我有出息。”这是公公唯一的一次说出认输的话。一年后，爸爸回家把钱还给亲属们。亲属们高矮不收，实在无奈，才把真相告诉了爸爸。爸爸二话没说，把钱放在亲属家就走了，亲属又把钱转给了公公。公公摆起这件事很是自豪，好像这辈子就作对了这件事。
解放了，爸爸妈妈忙得很，都进了“革大”。只好把大哥带回农村交给公公婆婆。公公就像管爸爸一样，大哥四岁就叫他读私塾。五岁时，公公用萝蔸把大哥挑进城还给爸爸妈妈，他已经能背诵三字经了，比同龄人认识好多字。后来，才有了大哥14岁参加工作的好运气。
公公的家规很严，我们孙字辈的每个都清楚记得挨过公公打，而且印象很深。我们一旦做错事、打烂碗、背错三字经，算盘珠子刨不圆、完不成私塾老师的歪歪作业，公公就会从供祖先的香坛上拿起戒尺，叫你伸出小手；或是趴在凳子上，自觉脱去裤子。公公手中的戒尺在眼前一晃，就吓得打抖，没等戒尺举起来，早已哇哇哇哇地哭起来。等哭完后，喘过气来抬起头，公公早已不见了。公公对孙字辈的从不用手打人，只用戒尺，怕掌握不了轻重，把小孙子打出毛病来。万能说：“小时候用左手握筷子。公公说今后出门和别人面对面吃饭就会筷子打架，在江湖上，要挨锤。”从此，他学会了左右开弓。有公公时就用右手握筷子吃饭，没公公时就用左手握筷子吃饭。公公教训我们孙字辈，吃饭握筷子的食指不能伸起指着对方，这是在外超码头的犯忌。筷子只能夹碗里自己身边的菜，不能在碗里到处夹，那样别人会认为没有教养。
解放后，公公被划为中农，但威望仍然高，弟兄仍然多。大伙食团时，金堂湾成了劳教队的地方。全县够资格的劳教人员都放在了金堂湾。国家供给劳教人员每天三三二的口粮，比起农村缺衣少食的社员来，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连金堂湾给人民公社喂的几十口大肥猪也是吃国家供给的碎米细糠，比无锅无粮的社员还吃得好吃得饱。当大家都断了烟火，金堂湾屋顶上仍然炊烟袅袅。一是给猪煮食，二是给劳教人员煮饭，三是克扣劳教人员的口粮背地里烙些烧饼。街上的干部隔三差五在天黑静后就会悄悄来金堂湾走一趟，吃饱了，再摸黑背上几个烧饼回家。
解放前，公公把最小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在街上开茶馆，开当铺，置有几百亩地的土老财填房。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成了地主婆。男人死了，小孃带着几个娃儿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为此，公公托人把小孃挪到了亲属当队长的黄桷桥。那时，小孃白天出工挨批斗，夜晚哄着没吃饱的几个娃儿睡。每天碗里装着的稀饭能照出人影来。稀饭上下两个头、两张嘴，嘴巴同时靠近碗边喝稀饭，喝几口就不见了争食的那张嘴。每当月黑风高风雨交加之夜，小孃就一人深更半夜出门，从三十里外的黄桷桥赶到金堂湾，背上公公准备好的大烧饼就走，赶在黎明前回到黄桷桥。天亮时，仍然捞起锄头挑起粪桶走在社员的前头去出工。第二天晚上，鸡叫三更，小孃才将烧饼分给孩子们。叫孩子们摸黑躲在蚊帐的旮旯犄角赶快吃。就这样，在公公暗地里的帮助下，小孃的几个娃儿才没有被饿死。万能说：“金堂湾的人都知道这事，但没有人去告发。要是没有嘎公的周旋，他的几个外孙子早就见阎王去了。”五姐说：“金堂湾放劳教队、喂大肥猪的事是嘎公到县里托熟人找县长争来的。金堂湾没饿死人是刮了猪的油，粘了劳教人员的福。”
五姐是公公最大的外孙女，小孃把她放在嘎公家，好有口饭吃。公公对孙女辈管教更严，不仅学家规、学礼仪、学家务，还要带弟弟妹妹。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在她背上在她手上长大的。那年，五姐闹着要上学，偷偷丢下几个弟弟妹妹没人管，被公公用绳子捆起，狠狠地打了一顿。至今，五姐仍记忆犹新。说起这件事，五姐就恨公公。不然，五姐一定是婆婆说的文化人。
我14岁那年，把自己关在屋里，用了一星期的时间，给公公画了一张能挂在墙上的炭精画。公公迷糊的眼、一撮眉、蒜头鼻、秃顶头，至今记忆犹新。把画带回老家，公公看后，庄重地挂在了金堂湾的堂屋正墙上。这是公公对我的褒奖，让我很高兴。
爸爸的头发很好，我是秃顶，老家的人说是隔代传，种公公。为此，我很自豪。我要有公公的本事，金堂湾头顶能跑马的人就会多一个。
二零一三年六月

5岁那年，坐在公公贩盐的萝蔸里进城后，就再也没有回老家。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整整11年。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想回乡坝头，去看我的公公婆婆。

参加工作第二年，老家来信。说乡坝头没有吃，公公婆婆的脚肿得像泡粑，一按一个窝。大伙食团后，家里断了粮断了盐，就连做了大半辈子盐贩子生意的公公也没法。大炼钢铁后，家里的大饭锅连同火钳火铲被砸烂敲碎成了土高炉里的铁坨坨。婆婆想要一口大锑锅，煮稀饭煨胡豆省柴又方便。信中说，婆婆想我了，叫爸爸把我带回去。

爸爸工作太忙，请不了假，又牵挂着公公婆婆，只好叫我一人代表全家回去。我想婆婆了，想老家了，高兴得很。一家人早早地就为我这次回老家做准备。我拿着钱跑遍了全城也没买到大锑锅。供销社库房里也没有，供销社的人说，这个城市一年才分配几十口大锑锅。我只好在水井沟的白铁社请补锅补碗补缸钵的师傅，用大油桶黑黢黢的废铁皮，敲了一口。补锅的师傅整整敲了一个星期，花了我整整一个月6元钱的学徒工资。我把大锑锅放在火上使劲烧，把那些粘在铁皮上油腻腻黑黢黢的东西烧焦烧糊，在河边沙坝头用沙使劲擦，把大锑锅里里外外擦得发光。

九年前，离开老家时，婆婆要我戴大红花拿奖状，敲锣打鼓回家乡。公公要我骑着洋马儿，叮叮当当回家乡。

婆婆公公的话打进城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子里。我从墙上将一张张已经发黄的奖状撕下来，擦去正面的灰尘，剥去后面浆糊粘着的石灰壳，规规整整地叠好用报子抱起来。我没有大红花，挂在墙上的小红花早已退色。学校发的各种奖状太多，都是豆芽奖状。我知道婆婆要的奖状是大奖状，是主学科的。毕业时，我没有得到前三名的大奖状，恨自己不争气，拿这么多豆芽奖状去哄婆婆。妈妈从布店扯了两尺红绸缎，做了一朵大红花，叫我带回老家送婆婆。爸爸开后门买了十斤盐，买了十个高级饼子一斤高级糖。爸爸没给我买洋马儿，一是没卖，二是没钱，城里洋马儿比大锑锅还紧缺。一条街上，只有邮局送信的那个说话喵声寡气的北方老，才有一部英国老式回链刹的洋马儿。但我仍然很高兴。中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没有像婆婆把我的心说得冰凉那样：“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去大河的大盐船当船夫子，讨穷缝婆。”

要启程的前几天，曾经在学校支农时，住在乡坝头半个月的主人家与我同龄的放羊娃，给我家提来了一大腿漤羊肉。说是他爸爸妈妈听说我要回老家，把家里的大公羊杀了。

一切准备好了，头一天就买好了回老家的车票。车没有到老家县城荣昌的，只好买票去隆昌，然后转车去老家县城，再转车去老家仁义场。一大早，拧着装满盐的大锑锅，背着高级饼子高级糖、一腿漤羊肉和书包，兴致勃勃上了路。爸爸送我上车时，把二十斤粮票二十元钱放在书包的夹层里，叫我回老家后给婆婆。

一路上，车从无数贞节牌坊、孝子牌坊、状元牌坊下经过，让我心情格外好。到了隆昌，没有去老家县城荣昌的班车，只好坐火车。火车也不在荣昌停，只能坐到广顺场。在广顺场下了火车，又没有了去荣昌的班车。我望着头顶上高高的太阳，按捺不住回老家的心情，午饭也没吃，高高兴兴走在了回家的大路上。没走多远，手就提软了，在路边拔起一根四季豆占占，一头挂着装满盐的大锑锅，一头挂着高级饼子高级糖和羊腿子。十多公里的马路，走了三个多小时。太阳西下时，来到了荣昌。荣昌也没有了去老家的车，又只好挑着担走路。这条路，公公挑着我走过，梦中不知遇见多少次，亲切、熟悉又陌生。在我的记忆里并不远，翻过几个山包，走过几条冲沟就能到。过了施济桥，过了大煤矿，眼看太阳就要落坡了，还没有走到途中必须经过的那座最高的罗观山，罗观山去老家还有一大半。马路上只有我一人，四周清清静静，一群鸟儿追着我叫，“太阳落山了。太阳落山了。你回不了家了！”想起小时候婆婆常说，罗观山有棒老二。惊出一身冷汗。忙放下担，坐在路边不走了。打定主意拦车。

静静地听着由远而至汽车的马达声，做好拦车的准备。一辆、二辆都是进城的。太阳已经落到了罗观山的头顶上，马路上的阳光慢慢被罗观山遮挡，鸟儿飞去了远方。想着棒老二的事，环顾四周死死握住竹棍子。冷汗一股股往外冒。

一辆拖拉机啪啪啪啪爬上来，我跑到路中拦停车。满身大汗的司机冲着我骂：“砍脑壳的！找死！”

我死皮赖壳说：“走不动了，今天要回老家。11年没回老家了，你打我骂我，我也要坐你的车。”

车上两个女人也帮我说：“看他可怜巴嘻的，让他上吧。”司机见我还是个娃儿，嘴里骂着砍脑壳的声音轻下来，恶狠狠地边挥手边很不耐烦地说：“快上！快上！”

拖拉机上的稻草堆成了一座小山包，中间有一个小窝窝，两个女人就坐在窝窝里。女人把我的东西接上车，司机在后面推着我的屁股，两个女人一人握着我一只手，把我拉上了稻草堆，坐在了她们中间的草窝窝里。司机脱去上衣，光着脊梁，头也不回冲着车顶吼了一声：“坐好！”拖拉机就啪啪地上了路。夕阳下，我和两个女人肩并肩坐在拖拉机的稻草堆上，正是当时到处都能见到的“人民公社大丰收”的那幅版画。而我此时的心情比人民公社大丰收的社员还喜悦。

到了仁义场，下车拿钱给司机，司机说：“看你是个孝子，算了！”我急忙向司机鞠了一躬，挑起担就跑，连谢谢也忘了说。

仁义场去金堂弯的路没有变，全是我离开时的摸样。四中校后的石板路弯弯曲曲绕过几个小山包，一块一块梆梆田里的水稻正在抽惠，一坡一坡庄稼长得绿油油。淡淡的晚霞铺在天空中，田间地头传来青蛙清晰单调的鸣叫，竹林树梢传来小鸟彼此起伏的叽喳，房前屋后传来鸡羊猪狗杂乱无章的欢闹。炊烟飘浮在屋面，雾气笼罩在院坝前的水田上。

从侧面绕到金堂弯的朝门口，见婆婆正在推磨。我喊了一声，婆婆转过身，原来推磨的是孃。11年不见，孃老了，瘦小的身躯变得像婆婆了。孃转身跑进院子喊：“炎明回来了！炎明回来了！”我跟在孃的后面，看见婆婆坐在堂屋门前的竹椅上。婆婆老了，头发白了，眼睛失去了光泽，脸上布满了皱纹。我放下担，扑上去，婆婆紧紧抱住我，嘴里不断念着：“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瞬间，11年的思念化成泪水从眼眶流出来。

这一晚，婆婆吩咐三娘，给公公炒了一碗干豌豆下酒，煮了一小块亮晶晶巴掌宽的老腊肉。三娘从十几个大腌菜坛子里舀出水豆豉、夹出红灰么、抓出干豇豆、萝卜绞、老酸菜，摆了一桌子。公公婆婆坐在八仙桌正对大门的上方，婆婆拉着我坐在她旁边。公公端起酒杯说：“炎明回来了，就是过年了。”婆婆不断把亮晶晶的老腊肉往我碗里夹，我又把老腊肉夹到公公婆婆、三娘三爸、孃的碗里去。
饭后，我低头小声地对婆婆说：“城里没有大锑锅，只好请人用废铁皮敲了一口。”

婆婆抓着我的手说：“有一口就行。你没有忘记婆婆。”

我拿出奖状，拿出大红花，一家人都很高兴。婆婆摸着一张张奖状说：“长大了，像你爸爸一样，争气！”我把大红花给婆婆戴上，婆婆猛然间精神焕发。婆婆把大红花取下来给公公戴上，公公又把大红花取下来给三娘三爸、孃戴上。此时，我惭愧得很。奖状和大红花都不是爸爸的那样。我终于忍不住说：“奖状都是平时的，不是毕业时前三名。大红花是妈妈做的。”

婆婆说：“不关事，不关事，有就行。你是个和你爸爸一样有出息的孩子。这么小就会找钱了，以后不讨穷缝婆了。”我的眼泪又悄悄地从眼角流出来。

我从书包的夹层里拿出二十斤娘票二十元钱给婆婆。婆婆说：“城里人什么都没有，不像我们乡坝头还可以悄悄在田边地头种点菜，饿极了还可以去偷青。”而这时，老家一家人的脚还肿起在。

几天里，婆婆天天拉着我的手，摆爸爸妈妈的事，叫我摆学校里工作中的事。就这样要离开了，公公给我做了一根小扁担。小扁担精致得很，黄金干色，中间粗两头细，两端还用细铁丝扭起做了一个小耳朵。

离开了。公公在小扁担的一头挂上布口袋，里面装了几斤干豌豆干胡豆。婆婆在小扁担的另一头挂上布口袋，里面装了红灰么水豆豉老腌菜，还装了一个高级饼子几颗高级糖。婆婆没等我开口就说：“高级饼子高级糖在路上走累了吃。”我没有勇气拒绝婆婆，强忍着泪，走出金堂弯的朝门口。回头望，婆婆一动不动站在金堂弯的院坝里，眼泪水又一骨碌流出来。

第二天晚上，爸爸问我：“怎么没把粮票和钱交给婆婆？”

我说：“给婆婆了，到的当天晚上就给了。”

爸爸说：“你去看看书包！”

翻开书包，粮票和钱原封不动装在书包的夹层里。我知道这是婆婆偷偷放进去的。我抱着老家带回的小扁担，低着头，对爸爸的指责没有怨恨只有羞愧。爸爸的孝心、婆婆的爱心，把我的心充填的满满的。我不知道孰轻孰重，该如何去面对，只能原汁原味收藏在心深处。

二零一三年五月

5岁那年，公公用萝蔸把我和陈老表从乡下挑进城。足足走了三天，我挎着上私塾的小书包背着大算盘抱着大公鸡在萝蔸里也昏戳戳呆了三天。
那年，我舍不得离开婆婆，闹着不进城。婆婆就拿话哄我，天天对我说城里有我从来没吃过的伦教糕、五香糕、猪儿粑。有我从来没见过的高房子、小亭子、大马路。过年要在城门口扎牌坊、耍狮子、舞龙灯；狮子耍得几人高，龙灯舞得要吐火。还要放火炮、闹花灯、吹唢呐、抬花轿；地老鼠放得往裤裆里钻，冲天炮放得比天高；花灯闹得映红一坡地半边天；唢呐吹得惊破天；八人大花轿抬着比天仙还美的大姐姐，大姐姐对你一笑，你就会瞪着眼珠子变成呆娃子。过端阳吃粽子、抢鸭子、划龙船，河边上闹翻了天。要是把你挤到河里去，就会喂河里与龙船赛跑的母猪龙。很早以前，城里人会选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童男童女，送给河里的母猪龙，让它别在端阳这天捣乱。公公也拿话哄我，说城里两条大河一条比一条宽，翻起的浪子一浪比一浪高。河上的大船要坐几十人。一块大得不得了的布像树叶一样立在船上，被风吹着把船带着跑。河上还有像箭一样跑得飞快的气划子，还有船靠着船搭起的浮在水面上的桥。浮桥能过人，能推鸡公车，能拉板板车，还能过推屎婆小汽车。城里被几十丈高的城墙围着，高高的城楼伸到了云里。街上有洋马儿，一个小铃铛在洋马儿头叮当响。到城里后，让爸爸给你买个洋马儿，以后骑回家，眼气私塾里那些欺负你的人。
我4岁上私塾，只比婆婆扫地的扫把高。挎着婆婆用破衣裤给我做的小书包在屁股上一打一打，背着公公贩盐算账的大算盘盖过了一个背。天麻麻亮就起床，傍晚才回家，要走几个小山包。常一人摸黑回家摔进水田里，弄脏衣服委屈得低着头不敢进屋。婆婆总是一把抱起我，打来热水，脱光衣裤，从头到脚把我冲得干干净净。我常常被耳朵上挂着眼镜的私塾小老头，叫我趴在凳子上，扒下裤子用诫尺在屁股上留下二指宽的猪儿梗。晚上，屁股痛的时候，婆婆就用热毛巾给我敷一敷，轻轻地吹口气，就没事了。
那天早晨，婆婆说，进城去！离开这鬼地方！城里没有田，不摸黑走路，不会摔到田里去。那里的老师不是小老头，是大姐姐，没有诫尺不打人。过一段时间，你的肿屁股就会长得白嫩白嫩。我摸着自己的小屁股，一个人乖乖地爬进了公公贩盐的萝蔸里。
公公挑起萝蔸，我一骨碌从萝蔸里爬出来，抱住婆婆的腿。婆婆扳开我的手说：“不进城？你的小屁股要被诫尺打得稀巴烂！”把我狠狠地抱回了萝蔸里。我无奈极了，一手摸着小屁股，一手把着萝蔸边，可怜嘻嘻看着婆婆，眼流水包在眼里直打转。猛然，婆婆转过身，进屋拿出公公的大算盘挂在我背上，悄悄在我的小书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叫公公快走。这时，我的眼泪一骨碌流出来。婆婆又转过身，跑进屋抱出平时陪我一块玩的大公鸡递给我。弯腰低头细声对我说，进城后听爸爸妈妈的话，不要乱跑，城里有抱娃儿的人，把你抱走了就见不到婆婆了。要像你爸爸妈妈一样，好好念书，以后得了名次让他们给你戴大红花送奖状，敲锣打鼓回家看婆婆。婆婆在家等着你。
在此之前，我的记忆中没有爸爸妈妈的印象。常常听婆婆讲，爸爸考了县里学校第三名，县长亲自敲锣打鼓送奖状到婆婆家。给爸爸、婆婆公公戴上大红花，全家人坐在金堂弯的朝门口，照了一张全家像。金堂弯出了个小秀才，十里八乡都知道，婆婆一生就为这事高兴着。婆婆说，爸爸是个很伸展的小伙子，妈妈是个很俊秀的大姑娘。爸爸妈妈都是文化人，会写字会算账，走了好多地方，懂得好多事情。婆婆要我也要走好多地方，懂好多事情。
婆婆一心要我像爸爸一样好好念书。常拿话吓我，去城里不好好念书，就只能去大河的大盐船当船夫子、讨穷缝婆，一辈子穷得叮当响，连菜稀饭也没得喝。把我的心说得冰凉冰凉。
坐在萝蔸里，离开了乡坝头。四面八方都一样，感觉是公公婆婆拿话骗了我。我闹着要回家，怕越走越远就回不了家了。公公码起脸说：“要回家？自己走！”我又只好老老实实在萝蔸里坐着。公公找来一床毯子放在萝蔸里，白天垫着屁股坐，晚上裹在身上当被子。就这样抱着唯一理解我心情的大公鸡在萝蔸里呆了三天，在公公一擅一擅的扁担悠悠下，不紧不慢懵懵懂懂进了城。
城里真大，一座房子连着一座房子，街上能过几辆大马车。像乡坝头赶场一样套着大红马的马车上堆满了东西，人挤人，比乡下卖的东西多得多，好热闹。在一个十字路口边，公公放下担子去问路，叫我和陈老表坐在萝蔸里不要走。一股香味迎面扑鼻而来，我抱着大公鸡不由自主跨出萝蔸，在人群中循着香味而去。街边蒸白糕、烙熨斗耙、炸浑水耙、倒糖粑粑的摊摊一个接一个，围满了人。站在人堆里，看得我眼睛骨溜骨溜转，嘴角清口水长流，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想起婆婆说被抱娃儿的抱走了，就见不到婆婆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街边一位水果摊摊的老婆婆端根小板凳，叫我坐在摊前不要乱跑，一会大人就会来找你。我抱着大公鸡乖乖地坐着，再也闻不到了香味。好久，公公挑着陈老表找到了我，恨恨地对我说：“再走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又回到萝蔸里，望着街口坐在鸡公车上打着油纸伞的小媳妇，我想婆婆说了，坐在大花轿里的大姐姐一定比她漂亮几十倍。望着街上骑着洋马儿送信的大哥哥，我想公公说了，让爸爸以后给我买一辆新崭崭的洋马儿。一群放学的小男孩叮当叮当滚铁环路过身边，冲着我们做鬼脸；一群放学的小女孩叽喳叽喳踢毽子路过身边，递给我一颗鹅板糖。
公公挑着萝蔸来到河边水码头。河很宽，水很大，一眼望不到头。河面上真的有用大得不得了的布像树叶一样立在船上的船。河面上真的有一条船挨着船架起的能过人、过鸡公车板板车的桥。公公擅悠悠挑着我和陈老表，走在摇晃晃的浮桥上，我和陈老表站在萝蔸里左右使劲摇，好安逸。感觉就是婆婆给我摆的龙门阵，像孙悟空站在簸箕里晃来晃去腾簸箕云。
城门口的土坝子更热闹。玩大刀耍标枪、灸鸡眼拔火罐、磨剪刀起菜刀、修脚板掏耳朵、端颈子剪脑壳、吊嗓子甩袖子、扯把子卖膏药、耍猴耍蛇翻更斗、补锅补碗补缸钵，反正七十二行，应有尽有。公公说，这是三教九流之地，抱娃儿的就混在人堆里，以后少来玩。那位穿着黑绸缎长衫子、手里玩着铁蛋子、后面跟着小跟班的人就是舵爷。
石头的城门楼高又高。两只恶凶凶的石狮子立在城门口，一只踏着绣球，一只踏着小狮子。城门楼檐下满是燕子窝，燕子叽叽喳喳围着城楼飞，两根电线上密密麻麻站满了燕子。大公鸡对着天上的燕子煽动翅膀，一砣燕子屎从天上掉进萝蔸里。城楼屋面的小狮子趴在屋脊四角翘檐上，嘴里衔着火球的黄金龙游在屋脊正中央。公公说，这样的城楼东南西北有四座，东门口最热闹。
城门里是石板路。石板路宽又大，两边还有高大的杨柳树。一棵乡坝头的黄角树像大伞一样，树下坐着抽叶子烟的老公公，抽水烟的老婆婆，绣花纳鞋底的小媳妇。还有好多小娃儿趴在地上打珠子、斗蛐蛐、耍猪儿虫。没想到，城里人也能把乡坝头遍地的猪儿虫捡起耍，也会把我家房前屋后的小蛐蛐抓起来当稀奇。街面上，一半是挑担扛包拉黄包车衣衫褴褛的苦命人，一半是提箱打伞坐黄包车穿长衫旗袍的斯文人。公公指着路边的铁壳壳说：“那就是能跑的推屎婆小汽车。比马车、黄包车、洋马儿跑得快。”铁壳壳真像在乡坝头从牛屎堆里爬出的推屎婆，前头两只大眼睛发出光，后面一根屁股筒会冒烟，不用人堆人拉四个轮子就会转。当屁股后面拼命地冒出浓烟时，推屎婆就要走了。
我瞪大眼睛东瞧瞧西望望，前后左右，天上地下，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看来公公婆婆没对我说谎，城里真的很好玩。
今后长大了，我一定要骑着洋马儿，戴着大红花，拿好多奖状回乡坝头，去见我的公公婆婆。我一定要把有猪儿梗的小屁股养得白白嫩嫩，让婆婆每晚不再心疼地用热毛巾给我敷。
二零一三年五月

儿时坐火车，爸爸告诉火车上有煮饭的车厢，有不用蒸子蒸饭的大烘箱，有用电炒菜的大炒锅。我很新奇，想去看、想去吃，人太多，爸爸带着我挤不过去。工作后坐火车，想去了却儿时的嘴馋，又碍于囊中羞涩，夜晚肚子饿得咕咕叫，站在餐车门前盯着那些文明人举起红酒杯慢慢品酒的假斯文，想着有朝一日定来餐车海吃一顿，解馋解闷解囊中羞涩的卑微。后来有钱了，坐火车把自己关进了卧铺车厢里，嫌去餐车太挤，怕身上的钱袋子在人群中溜进了别人的腰包里，死死地守着一层叠一层腰杆也直不起的窝。

前不久，外出回家。途中买了张22：00点启程无座的火车票，我很纠结，要在火车上站十四个小时。我恨“无座”二字，明明是站票，硬是要变着法在票面子打上“座”的字样，分明是在忽弄不会咬文弄字的乡巴佬。

夜幕降临，怀化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头蠕动、灯火辉煌。荧屏显示牌上显示出长沙开往成都的火车晚点1:49分。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有一种好的感觉，在大厅里坐着肯定比在火车上站着好受。大厅里的广播响起，反复播出一位爹声爹气的女音：“亲亲我的同志，从长沙开往成都的火车晚点一小时四十九分，我代表全体列车员向你表示歉意。”我全身突然冒起鸡皮疙瘩。连国家主席也称友好之邦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讲话也称女士们先生们。突然感到“同志”的称呼落伍了太别扭，“亲亲我”又前卫了太大胆。要是全厅的人都把她的话当了真，去亲亲她，那张脸不去医院整容才是怪事！

身旁一位吉首大学的“胖墩”也无座，他不以为然，是这条道上的常客，有着丰富的赶火车经验。他告诉我，上车后就混到卧铺车厢去睡觉，查票被撵出来再去。老大不小了，在社会上混了一辈子也没学到这本事，怕被查出来丢面子，做这种不光彩的事实在缺乏勇气。他又说可以去餐车坐，缴三十元钱就行了。这倒是好消息，可是这么多人无座，小小的餐车可能早已坐满，但也给我残存下一线希望。想着过去赶火车，夜晚像贼一样钻到座位下打发时光躺瞌睡，真不是人受的。旁边的一位女子为自己有一张座票而开心，好心地邀我在车上换着坐，让我有些感激。

晚点的火车24:00点到站，人们蜂拥而去。我最后一个懒懒地从大厅座椅上抬起屁股，回头对空出的座椅有些贪恋。不慌不忙走在最后，反正上了火车都是站。进到站台，见列车后面的卧铺车厢里黑黢黢，前面的硬座车厢灯火昏暗，只有第八节餐车灯火通明。手里拿着票，没去票上指定的第一节车厢，直径去了第八节餐车。直杠杠地告诉站在车门检票的列车员，无座，想去餐车买个座位。列车员望着我，些许见我老实不会干出见不得人的勾当，些许见我头发花白起了怜悯之心，让我上了车。吉首大学的胖墩跟在后面对列车员说我们是一起的，也上了车。

餐车门紧锁。里面坐着几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和白衣的厨子，莫不是餐车不提供座位了，沮丧起来。轻轻地拍打餐车门，一位厨子虚开门缝问：“做什么？”

“想补钱找个座位。”

厨子把我们放了进去。我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原来一切担心都是多余。

火车悄然离开了站台，紧接着车厢连接处哐嘡一声碰撞，然后哐嘡声一阵紧一阵传下去，接着就开始了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

餐车门前站着背包的男子、抱孩的妇人、抽烟的大汉、拖箱的妹子，都和我当年一样碍于囊中羞涩，不敢进餐车。时髦的有钱的活在当下开心享乐的壮着胆子走了进来。一位身穿沾满油污的白衣厨子说话有些结巴，坐在餐车硬座一侧把着门，问一对进门的年轻人：“去……去哪里？”

“去卧铺车厢。”

“票……票呢？”

“没有。我们补票。”

“没卧铺了。出去！出去！”

一会，一位小伙子抱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进来。“去哪里？”

白衣结巴厨子问。

“吃饭。”

“下班了。没饭菜了。只有盒饭。”

“盒饭也可以。”小伙子牵着小孩进到餐车，坐在进门的第一个座位。小伙眉目清秀、衣作整洁很斯文，小孩也惹人爱。孩子没有一点食欲，把饭当菜，一颗饭一颗饭夹着吃，不一会就睡着了。盒饭放在餐桌上，小伙子把孩子放在座椅上，孩子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静静地坐着，没有吃剩下的盒饭。我想盒饭就这样扔了多可惜。

购卧铺的那对年轻人又进来了，主动对白衣厨子说：“找个座位。”

“要补钱？”

“可以。”年轻人经过刚才去卧铺车厢的试探，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很爽快地应允了，坐在了我前面。

这对年轻人看上去是在路途相识的，有些相见恨晚，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穿着时髦精灵的小女子对身穿西装稳重的男子十分崇拜，有问不完的问题。男子像行走江湖的郎中，对女子的提问回答很得体。

与我同上车的吉首大学的胖墩趁餐车中的列车员去检查，溜进了卧铺车厢，回头向我自豪地挥挥手，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不一会，他又灰溜溜回来了，一位穿制服的列车员走在他后面。

此时，餐车上已经有了十来个人。白衣结巴厨子来到座位前，开始收钱。年轻人问：“多少钱？”

“一位三十五。”

“不是三十吗？”女子问。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一会给你们一人一瓶水和一盒糕点。”

女子争着付钱，男子也争着付钱，结果AA制。我好笑，都是提劲绷面子，假打！

我爽快地付了钱，心踏实下来，精神不再受到担惊站着乘车的侵扰，很是满足。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车厢都挤爆了，行李架上、座椅下、厕所里都是人，宁肯让餐车空着也不让进去。那时候乘车的人太老实，列车上的管理者太机械，都没想出收钱这一招。真有点感激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方便。

白衣结巴厨子来到带小孩的小伙子身边。小孩已经熟睡。男子早已有了打算，没等结巴厨子开口就主动说：“饭还没吃完。”

“饭吃完了就出去。座位要给钱。”结巴厨子对此种谎言已经见惯不惊。

“知道了。”小伙子陪着笑脸。

我揣摩小伙子不知道座位要给钱，一定是打算二十元钱买盒饭，然后带着小孩坐着吃到天明。现在要补三十五，有些不划算，心里一定很矛盾，交还是不交。

结巴厨子给交了钱的人一瓶矿泉水和一盒香港产的咖啡，外加盒子里的几小包豌豆、胡豆和麦子做的干果。我感觉划算，多少也要值十元吧。那些长期在外跑的人认为，顶多值五元。餐车的管理者也算精明，怕乘客质疑餐车座位收钱的合理性，便以物换钱进行交易，一位愿打，一位愿挨，得以交易在供需双方各自的价值评估下进行。社会交易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不一会，小伙子的老婆进来了，一位整洁大方小巧机灵的重庆妹子。小伙子对她吩咐了些什么就让位出去了。

白衣结巴厨子来到重庆妹子身边：“掏……掏钱买啥？”

重庆妹子望着结巴厨子敏敏地笑，不急不慢地说：“急啥子。”

“他们叫我值班，我就得负责。我没那么多钱赔起。”

“一会买。”重庆妹子还是笑嘻嘻地说。

车厢里慢慢安静下来，突显那对年轻人的声音特别大。他们的对话直往耳朵里灌。时髦的女子对西装的男子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全国各地跑遍了，经销范围这么广，这么多客户，真是很佩服。”

男子没有被这句恭维话激动。仍是低沉谦虚地说：“没办法。逼出的。”

精灵的女子灼灼的眼神盯着男子：“你现在提多少成？”

沉稳的男子摇摇头：“不好开口，少得很，说起惭愧。”

“百分之十几吧？”女子瞪大眼睛期盼着迫不及待地追问。

“不到。”男子心不在焉地说。

“那是多少？”女子眼睛不放过男子的眼神，单刀直入，已没有了一点隐讳。

男子似乎产生了戒心，扭过头躲过女子的眼神，慢条斯理地说：“告诉你了，就没意思了。”

周立波秀：“中国人的不好意思就是好意思，没有意思就是有意思。”

那男子的“没意思”就是说“告诉你了，今夜就没有人陪我聊天了，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了，我的饭碗就让你端去了。”

中国人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此。

精明的女子似乎觉得上车后乃至上车前，从认识那一刻到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缺少了对话的原动力，慢慢地少了热情少了话。后来有人坐在了他们旁边，车厢里真的静了下来。

列车到了铜仁。餐车又拥进很多人，基本上一条座椅上坐了一人。白衣结巴厨子又开始收钱了。来到小孩熟睡的重庆妹子跟前：“买吗？”

“多少钱？”重庆妹子笑着故意问。

“三十五。”

“少点啥？刚才我们买了盒二十元的饭。给你十五？”

“不……不干。少了我要赔起。”

“那么二十。比一半还多了。”重庆妹子仍然笑着说。

“又不是做生意。他们叫我值班，我就要负责。”

重庆妹子交了三十五元钱说：“娃儿就不交了。”

“你们只能坐一个位子。”结巴厨子很坚持原则。

结巴厨子原地转过身，站在与重庆妹子对坐的一位正在聚精会神看报，头发花白的老者身边。他站着，老者坐着；他低头看着老者，老者埋头看着报。沉默许久，老者似旁若无人没任何反应，结巴厨子只好悄然离去了。我揣摩着此刻老者的心理。他心知肚明索要座位钱的人就站在身边，结巴厨子与重庆妹子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座位要付钱，又装着全神贯注看报什么也不知，故意不理会白衣结巴厨子。待结巴厨子主动问他付钱时，他才反击，有力地反击。他一定有充足的理由不付钱，或许只要白衣结巴厨子开口收钱，他就会毫不争辩地递上百元大钞，或是起身低头默默地走出餐车。我又揣摩着白衣结巴厨子的心理。他为什么不对老者开口？是碍于老者的厚重，还是碍于老者的威严？是对老者起了怜悯之心，还是觉得餐车座位收钱理亏？或许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此时此刻，双方心理的博弈考的是定力。老者花白的头发就已经在定力上占了上风，他埋头看报一言不发的坦然淡定彻底击垮了白衣结巴厨子的心理防线。

车厢里又安静下来。我缩卷着身子裹成一团，睡在仅有两人座位的座椅上，尽量使纷繁复杂的头脑静下来。

迷糊中，车又停了，到了秀山。感觉上了很多人，车厢里闹哄哄。结巴厨子高声地对睡觉的人喊：“起……起来！起来！”我装着没听见，想一人霸占两个座位躺着舒服些。结巴厨子来到我身边，用脚蹬蹬座椅：“起……起来！”我的定力没有老者好，赖不住了只好爬起来。

餐车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人。老者站起身回头瞟了一眼餐车，默默地走到餐车进门的过道上。老者的眼神很深邃很平和。我真为老者担心，夜晚在挤满人的过道站着，这么远的路程，受的了吗？为三十五元钱把身子骨弄坏了，就糟糕了。看来像我年轻时把三十五元钱看得很重，大有人在。仍在为温饱而奔波的人不少啊，有多少人毕生就只做这件事！

靠着我坐的人，以及和他一起上车坐在我对面的两人。看上去很有钱，像在山沟里发了财的土老爷。一点不忌讳，一点不掩饰。当结巴厨子对他们说要付钱，他们一口应允。当知道一人交三十五，他们认为太便宜划得着。故意高声问：“有酒吗？”好似在像全车厢的人通报——我们喝酒了。

“有！”结巴厨子也提高了嗓门。

“是啤酒还是白酒？”

“啤酒。”

“多少钱一瓶？”

“五元。”

“真便宜。秀山最便宜的啤酒也卖四元钱一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说：“快快拿来！”大有梁山好汉大碗喝酒的豪气。

结巴厨子屁颠屁颠地跑到柜台，从橱窗抱来一箱剩余的液拉罐啤酒。原来啤酒是330毫升的罐装，不是他们理解的630毫升的瓶装，有点上当的感觉，话已出口不好收回，只得硬着头皮全部要了。一共十罐，五十元钱。付钱给结巴厨子时，结巴厨子改口了，激动得更结巴了：“六……六……六元一罐。”好费力才表达出了。三个男子感觉上当的火一下冒出来，大声对着车厢说：“你说五元钱一瓶，怎么几分钟就升成六元了，坑人也要坑在明里，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有意把话放出来，让全车厢的人都听到，包括坐在车厢卧铺一端的列车员，扫结巴厨子的皮。

结巴厨子自知理亏，没有争辩，收了五十元钱离开了。来到一位趴在桌上睡觉的小伙子身边：“要坐在这里吗？”

小伙子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恶凶凶地问：“啥子？”

“座位要付钱。”

小伙子爱理不理，看也不看结巴厨子一眼，慢慢地从胸前的内衣里掏出钱包，毫不隐蔽地当着大家的面把钱包打来，露出钱包里夹着的一大叠百元大钞：“多少钱？”

“三十五”

小伙子瞪大眼睛，顺手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理也不理结巴厨子，又趴在桌上装着睡起觉来。

结巴厨子似乎察觉了什么。又问：“票呢？”

小伙子又慢慢抬起头，恶凶凶地问：“啥子票？”

“火车票。”

“没有。”小伙子知道被盯上了瞒不过，很不情愿地回答。

结巴厨子很高兴，像立了大功，马上向列车长报告。

小伙子自认倒霉，为了挽回面子，拿出手机，大声地放起了电影。并把钱包从怀里摸出放在桌子上，似在告诉人们，我不是那种逃票的人，我有钱。

结巴厨子当着小伙子找了六十五元，没提补火车票的事，像把补火车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小伙子看得真切，把钱装进了钱包里，也不提补票的事，有种遇上结巴厨子这样记性好忘性大的人的窃喜。

我旁边的三个男子很海，高声叫嚷着结巴厨子送点下酒菜来。结巴厨子很兴奋，心里明白着呢，庆幸今天遇上了猪脑壳。跑过来哈腰赔笑：“餐车的卖完了，一会手推车推回来，就给你们送来。”

三个男子拉开液拉罐喝了起来，还大方地递给我一罐，我婉言谢绝了。酒后的男子想抽烟，碍着面子只好到车厢接头处去抽。想撒尿，没人的卧铺车厢厕所列车员不让进，只好挤到硬座的车厢去。他们心中愤愤地很不是滋味，像失了面子似的。

结巴厨子为今晚卖了很多钱而高兴，忘乎所以在车厢里抽起烟来，被三个喝酒的男子看见了。三个男子把结巴厨子叫到身边，没等结巴厨子开口，就一人点上了一支香烟，齐刷刷将烟雾向结巴厨子喷去。车厢里的瘾君子们也顾不了那么多，法不制众，抽起烟来，很快烟雾灌满了车厢。这是中国人的陋习，从众心态，只要有人带头，就会有人跟着做。不知此时西装革履抽烟的绅士们，心里是否受到公众道德的叩问。

三位男子很开心，虽然付了座位钱，买了高出超市价格一倍以上的液拉罐啤酒，但由他们带头打破了列车上的规矩，而且是在餐车上当着列车员的面。换来了心理上的平衡，扯平了，没吃亏，有一种胜利之感。

结巴厨子数着钱，反复清点座位上的人数，怎么就少一个座位的钱。挨着查票来到重庆妹子身边，才回豁过来。原来带着小孩睡觉的重庆妹子一张票占了两个座位。结巴厨子似抽了脊水，脑袋不够用，望着重庆妹子不说话，重庆妹子也笑着脸望着他，许久，他离开了。我突然感觉结巴厨子还没被铜锈侵蚀，还有同情之心。

火车轰隆轰隆摇晃着，车厢里又静了下了。餐车进门的过道上站满了人，车门已经关不上了。结巴厨子竭力维持着今晚由他管理的餐车秩序，不让站着的人迈进餐车的过道。

火车在一个小站又停了下来，上车的人不断往餐车拥，结巴厨子已经招架不住了，个别大胆的人站在了过道上。重庆妹子的男人在外面被挤得实在受不了，进来小两口抱着小孩坐在了一起。自觉地又付了三十五元钱。早知现在又何必当初呢！

过道的一位男子嚷着付钱买座位，结巴厨子不收钱了。旁边喝了酒的男子纵容道：“把钱塞给他，他收了你的钱就要安排座位，不然，就去坐他的位子。”男子真的把钱强行塞给结巴厨子，结巴厨子不收，就干脆把钱放在餐桌上，一屁股坐在了结巴厨子的旁边。邻座的列车员发话了：“不能坐，这是列车员的座位。”男子只好收起钱，回到了硬座车厢一侧的餐车门。

车厢里又进来了一位列车员，问结巴厨子：“哪位补票？”

结巴厨子把列车员带到小伙子身边。列车员对着小伙子说：“补票！”小伙子仍趴在桌上酣睡。结巴厨子拍拍小伙子肩膀，有些激动：“起……起来！补……补票！”

小伙子蓬松着眼，抬头望望列车员和结巴厨子，很不情愿地又从怀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哪里上的？”列车员问。

“前面。”

“前面哪里？”

“就是前面。”小伙子非常不满爱理不理地把头偏到一侧。

结巴厨子急忙补充说：“秀山。”

小伙子回过头，凶狠狠地瞪了结巴厨子一眼。

“多交三元五补票费。”列车员补充道。

“你随便收。你说了算。”小伙子铁青着脸极为不满地说。

列车员提醒道：“以后记住买票。”

小伙子已经失去了方寸，正在为偷鸡不成倒赊一把米而气愤。回答道：“我就不买。我愿意补票。怎么了。”说完就趴在了桌上。小伙子逃票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定恨透了列车员和结巴厨子。

外边的人小心地试着往餐车过道迈进，已经占了过道的四分之一。谁也不愿站在前面，站在前面就意味着首先被撵出去。他们很自觉，站着就不再移动脚步，很珍惜脚下这寸地盘。不说话，不抽烟，静静的，很担心自己的行为出格，惊动餐车的管理者被撵出去。

餐车挤进一位拉着箱子的少妇，戴着副金丝眼镜，旁若无人昂首挺胸时髦着呢。黑色的风衣随白色的围巾轻轻地飘逸，少妇特有的成熟风韵被浓烈的香味裹卷着，身后跟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老太步履阑珊，跟着少妇向卧铺车厢走去，被列车员拦下。少妇把箱子放在卧铺车厢一侧没有人的过道上，叫老太坐在箱子上，打定主意不走了，脱去风衣，丰满的身姿突现出来。结巴厨子迎上去，小心翼翼地说：“这……这……这里不能坐人。”

“挤死人了。我们买座位。”

“没有了。”结巴厨子说。

“反正我们不走了。老太太遭不住。”少妇理直气壮，把老太太推出来当挡箭牌。

贵人与贼民，高傲与卑微，在这餐车上被人们本质的需求扯平了。此刻，只有结巴厨子才是上帝！他有权安排座位，有权不准坐在过道上，更有权把看不顺眼的人撵出去。

座位上的一位女列车员对结巴厨子说：“就让他们坐吧。”

“那要补座位的钱。”结巴厨子一点不含糊地对少妇说。

“多少？”少妇问。

“七十。”

少妇二话没说，递上了一张百元大钞。

座位上的女列车员又发话了：“天快亮了，收一个人的吧。”

这时，餐车上的列车员只要离开餐车，就会有人来坐。结巴厨子只要一抬屁股，就会有另一个屁股坐下去。太挤了，太困了，站着的人可能早已支撑不住了。此时已是凌晨四点过，可能再没有人为交三十五元钱买个座位是否划算而纠结。餐车里的列车长、列车员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腾出的座位马上被抢占完。

女列车员友好地让老太太坐了她的座位。

喝了酒的三个男子兴奋得很，睡不着。与旁边的本地老乡吹起了薄熙来与汪洋的旧事，吹起了他与县长喝酒的事。那一天，和县长一行吃了一万多。“一万多”三个字说的特别重，有意突出那一餐的丰盛。喝了十瓶酒。“我拿给他三百三，他卖给我们三百八十五，一瓶酒转手就多五十五，真黑。”喝了酒的男子对酒店老板很不满意。嫌自己心太软，没把钱赚够，留给酒店老板赚钱的空间太大。“当喝到第十一瓶时，县长说是假酒。出门时，县长对着我说了句，明天你给我个解释。”酒后的男子反复强调“你给我个解释”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了，他是在告诉对方，他与县长走得很近，他是与县长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或是县长信得过的下属。旁边听话的人反复问：“你怎样给县长解释？又不关你的事，假酒又不是你拿的。”酒后的男子觉得对方没听懂，干脆直说：“怎么解释？简单得很。叫老板包个红包，认个错，不就了了。”道出了他办事的老道干练和与县长的亲近。

列车长从卧铺车厢出来，对着结巴厨子说了些什么。结巴厨子站在座椅上大声说：“要卧铺的，来列车长这里登记。早晨六点半，你们就离开餐车，餐车要卖早餐。”人们蜂拥而上，重庆小两口换了一张卧铺票，少妇带着的老太婆也买到了一张。车厢里的秩序被彻底打乱，混乱中，座位进行了重新组合。结巴厨子又开始收起钱来。旁边喝了酒的男子说：“这小子太狠，只能坐两个多小时了，还收别人三十五。”而此时此刻，就是这两个多小时的座位，拿着钱也买不到，站着打瞌睡的滋味你感受过吗。

秩序打乱了，过道里慢慢往前移动脚步的人已经占了过道的一半。结巴厨子已没有能力去维持，只好任其自然。站在过道里的人自觉维护着秩序，竭力挡住后面的人往前拥。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餐车与硬座车厢一样拥挤，他们就要被列车员赶出去。

餐车是卧铺车厢与硬座车厢之间的过渡，是吵杂与清静之间的衔接，是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的分界线，是一种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缓冲。

天麻麻亮，已是凌晨六点过。早起的餐车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坐着的人们趴在餐桌上酣睡。一想到还有半小时就要被赶出去，在连站的位子也没有的地方呆六个小时，心就发怯。又一想，这么多人，他们能熬，我也能熬。

清晨六点半过，餐车的服务员仍在忙着打扫卫生，酣睡的人们一点没有离开餐车的迹象。七点过，人们才开始慢慢醒来。昨晚，摆得很投机的那对年青人中的女子，提着香包到盥洗间去梳洗化妆，挤了半天也没挤出去，只好回来。

人们开始收拾行李，下一站就是重庆，下的人很多，都是忙着去办事的，当天还要返回呢，是说这列火车这么挤。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在乡下人的脑子中也在逐渐形成。

八点过，重庆站下了很多人，瞬刻间车厢里空荡荡。来到硬座车厢，一人坐了三个座位，当然是躺着的。舒适之余，感觉自己的肾功能特别好，要是昨夜在餐车里尿急尿频，才真是没办法。

昨夜坐在餐车里的人全部离开了，餐车恢复了平静。一位身穿旗袍双手放在胸前文静的姑娘站在柜台前，见我进门，慢慢地弯腰、细细地道声“早安”。结巴厨子已换上了整洁的白色上衣，戴着白色褶皱的圆形帽笔直地站在柜台旁的厨门前，与昨夜判若两人，让人产生了些许亲近感。拴着白色围腰脸蛋微红高挑的女服务员领口打着蝴蝶结，一枚孔雀发夹在头上高高挽起的富士山突闪突闪。

所有车窗白色绸缎的窗帘被服务员轻轻地慢慢拉开，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晨曦中的田野村庄被远山群峰追赶，像走马灯变着花样飞跑。座椅套上了白色的椅套，座位铺上了橘黄色的坐垫，窗前的餐桌铺上了洁白的桌布。一支郁丁香插在白色陶瓷小花瓶中，摆在靠近窗户的餐桌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瓶红色的香槟酒、一瓶黄色的威士忌、一只亮晶晶的高脚玻璃杯、一块桃色的餐巾布、两张叠成三角形的黄色餐巾纸，像郁丁香一样浓烈芬芳。又烘托出来此消费的人的高雅，还原了我没钱进餐车时清纯美好的向往。

我不愿打破餐车里华丽高雅的氛围，甚至吝惜坐下去破坏了餐车此刻的宁静，想把这幅完整的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记忆里。

二零一三年四月